上海地处吴越之间，上海古代文化即为吴越文化的一部分。吴越在地域上互为近邻，在族属上又同属古越族即“百越”族群，在中国区域文化版图上常以“吴越文化”并称。

　　吴越文化的兴盛发端于两国都城的兴建。大约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奉吴王阖闾之命筑“阖闾大城”。在此后不久，越王勾践在吴国服役后回国，根据范蠡的建议，把都城从山区迁到平原，筑“山阴大城”。王国维先生讲:“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吴越两国都城的兴建，使吴越文化有了载体和中心，进而影响周边地区。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始源，那么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江南文化则是上海文化的近源。从魏晋时期特别是东晋时期开始，至明清时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发展期。两次重大历史事件和人口迁徙对江南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巨:一是晋室南迁，二是宋王朝南渡。晋室南迁第一次把汉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迁至南方。此后的两百多年，建康始终是南朝统治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次南迁，大量北方士族大家迁至江南，他们后来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公元1127年的宋王朝南渡对江南文化影响更大。本来，经过隋唐和北宋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步南移。南宋建都临安，则完成了政治、经济重心的全面南移。此后一直到明清两代，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兴盛，为江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作为传统雅文学的诗文也发生一系列新变；绘画领域流派纷呈，江南音乐特色鲜明，地方戏曲百花争艳；商品经济下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对生活品质的讲究，养成了江南人勤快的生活习性和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江南园林和民居的粉墙黛瓦和小桥流水，则构成了视觉上最典型的江南意象……古代上海及其今天所辖的松江、嘉定等地，本身就是江南的重要府县，其文化自然表现出与江南文化高度的一致。

　　通常认为，吴越地区的先民比较强悍，所谓“好剑”、“轻死”、“文身断发”。但到明清时代，江南文化已以柔软、柔慧、柔美和柔和为主要特征。这和晋室南迁与宋王朝南渡不无关系:前者带来了北方士族好清谈、喜文学的风气；后者把从尚文传统植入江南，宋以后江南地区繁荣安定，为尚文传统扎根于江南提供了土壤，吴越先民的“好剑”“轻死”，至此变成了江南民风的“尚文”“竞奢”。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进入到近代，又从中破茧而出既植有母体基因、又带有多种异质的新文化，即近代上海文化。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迅速崛起为江南乃至全国的中心城市。1881年，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首次用“东方的巴黎”来指代上海，所谓“人之称誉上海者，以为海外各地惟数法国巴黎斯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1903年开始连载的晚清小说《负曝闲谈》中的一段人物对话更进一步指称:“天下四大码头: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中国上海，这是确凿不移的。”可见在时人心中，上海已与巴黎、伦敦和纽约比肩。

　　上海的崛起使上海文化迅速上升为辐射和引领整个江南文化乃至全国文化的核心源，不仅表现在“海派绘画”和“海派京剧”等的崛起，也不仅表现为上海作为“文化大码头”，为京剧和全国地方戏曲的自身革新和走向全国提供了最恢弘的舞台，更表现为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它的崭新的文化品格为江南和全国提供了一种与传统迥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经常称上海文化为“海派文化”，其实“海派”作为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是一个多少带有贬义的称谓，我们今天以“上海文化”指称更为恰当。

    近代上海文化的主要特质

　　近代以降，特别是上海开埠以后，西风东渐，异质文化给上海文化注入了崭新的活力:一是以欧风美雨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二是因商业都会而盛行的近代商业文化。这使近代上海文化具备了崭新的品格，归结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趋时求新。近代上海往往在很多方面成为全国开风气之先者，大至社会思潮，小至日常生活。

　　以新思想传播为例，自开埠以后，上海迅速成为我国近现代先进思想文化的发源地和集散地。其中对中国社会产生最深刻影响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可以追溯到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最早介绍过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万国公报》也曾把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连同基督教教义一并介绍给中国读者。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译意、蔡尔康笔述的英国颉德著《社会进化论》(当时译名为《大同学》)，在谈到欧洲社会矛盾时指出:“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述安民新学之一家，为德国之马客思(马克思)”。这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中文译名首次在该刊上出现。同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胡贻谷(一说胡颐谷)译自英国柯卡普《社会主义史》的《泰西民法志》专辟《马克思》一章，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斯(恩格斯)都被大家承认‘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此后十年间，上海多家书局相继出版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社会主义书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2月)，上海《翻译世界》编译了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译著。光绪三十年(1904年)，赵必振译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介绍“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在20世纪头几年，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上海，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热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要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地最早也是在上海。

　　二是中西交融。近代上海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西方文明的进入使上海文化成为中国地域文化中包容度最大的文化。

　　近代上海出版业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出版印刷中心，汇集了全国最多的出版机构。它们专业方向虽有不同，但大多参与到译介西学的潮流中，成为主角。同时，“西学东渐”潮流也激活了上海出版业。此外，近代上海出版还包括了西文出版一块，英、法、德、俄文等都有，以英文为主；在载体上，有报纸、期刊和书籍等，也以英文著述最多。西文出版机构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即“中学西传”。其范围之广，涉及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哲学、文学、语言、艺术、宗教、习俗等诸多领域。这对消除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构筑真实的“中国形象”，起了积极的作用。近代上海出版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两方面所作的努力，为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是商业意识。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商业都会，近代商业意识浸染着文化的各个方面。早期海派绘画所谓“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道破了其商业性特点。上海作为“文化码头”，举凡文化的方方面面，无不作为商业来运作，这使上海文化深深烙上了商业印记。因此鲁迅有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论述。

　　以小说创作和出版发行为例:在古代，小说创作和刊刻大都是个人行为；明代中叶以后，书坊主的介入使小说创作和刊刻有了明确的商业动机。近代以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期刊多以小说招徕读者，它以稿酬为润滑剂，在编辑——作者——出版者——读者之间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商业运作机制:报刊和编辑根据读者需求征稿或约稿，作者按照要求写作，出版者依据承诺和约定付给稿酬，读者通过购买和订阅为报刊创造利润。这套机制使小说带有了商品的性质。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环节:向社会公开征求和承诺稿酬，都发生在上海。

　　1877年10月17日，《申报》首次刊登“有图求说”广告，为“精细画图十幅”征求编成一部“约五万字”小说，并承诺“文理尤佳者”“送润笔洋二十元”；1878年3月7日，《申报》刊《书》启事:“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抑或俟装订好后，送书数十百部，以申酬谢之意”；1884年6月4日，《申报》为《点石斋画报》征稿，承诺入选者“每幅酬笔资洋两元”；1895年5月25日，《申报》刊登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承诺按不同名次酬洋五十元至八元不等。其后，小说征文活动不断。至此，稿酬制度从书稿开始，扩展到报刊来稿；报刊稿酬从绘画开始，扩展到小说及其他报刊文字。商业意识对上海文化的浸淫，由此可见一斑。

　　四是市民趣味。近代上海作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其市民阶层构成了城市中数量最多的人口群体，而且这一群体的构成和传统市民阶层不同:其中以买办和通事为代表的新式商人，从事金融、商业和实业投资的资本家，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劳动者，以及城市管理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职员与知识分子，都是过去传统市民阶层所没有过的，他们既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

　　由于市民构成复杂，市民趣味很难用一杆标尺来衡量，一般理解它包括诸如鲜艳、明快、华丽、通俗、乃至低俗，以及雅俗共赏等特征。以海上画派为例:以“三任”为代表的早期画家，其绘画题材多取自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历史故实、神话传说和民俗生活，大量使用谐音、暗喻等手法，以表现趋吉避凶、多子多福、加官晋爵、美色延年等主题，加上设色明丽，线条柔媚，造型生动，画面绚烂，既赏心悦目，又能讨口彩，从而满足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画家也因此得以在经济上自立。

    近代上海文化特质的历史成因

　　上海文化的上述特质，和其独特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性质密切相关。具体来说，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商业都会是第一个成因。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列强的进入迅速把这些地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使这些城市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经济活动的大量聚集，对外贸易和商业活动的高度集中，产业经济、金融经济的蓬勃发展，使上海仅用十年时间就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经济中心。新兴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壮大，市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态结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共同构成了近代上海的商业都会性质。

　　移民城市是第二个成因。上海开埠以后，人口大量涌入。1843年上海开埠时，城市人口20多万，1949年初达到546万。短短一百年间，上海成为全国第一大都市。在上海人口爆炸式增长中，75％以上是移民。根据上海自1885年以来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通常占80％以上，华界非上海籍人口通常占75％以上。根据解放后的1950年1月的统计，非上海籍人口占85％，上海籍人口仅占15％。上海的移民由国外和国内两部分组成。国外移民数量虽少，但所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很广，且地位特殊，因而影响很大，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直接影响了上海的市民阶层。国内移民来自全国18个省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共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即太平天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分别使上海人口增加11万、78万和208万。移民来到上海，自然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也带进了上海。

　　租界社会是又一个重要成因。上海租界是旧中国租界中最大的，其规模、形式与发展变化都最具典型意义。租界的影响是多元复杂的，所谓“从政治上观之，则上海为外人侵占入手地；从物质上观之，则上海又为全国文明发轫地”。更重要的是，租界作为“国中之国”，是中国封建政府和军阀统治下的一个权力薄弱点，为各种政治力量包括进步力量提供了某种“保护”。戊戌变法以后保皇派和革命派在上海租界的活动，北洋军阀时期新文化运动在上海的发轫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国民党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设立和左翼文化中心在上海的形成，都与租界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

　　上海文化的特质，从根本上说，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而决定这些特质的，是1840年以后开启的、以上海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都市的现代化进程。上海文化不仅与传统文化大相异趣，而且明显有新的以现代大都市为背景的时代印记。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都有一个城市作为其背景和舞台。在我国，如果要找一个代表近代文化艺术黄金时代的背景城市，这个城市无疑是上海。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