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并不“时髦”，却是全球经济低调的发动机。过去近四十年来，制造业的表现似乎日渐式微: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名义GDP的比重持续下滑，从1980年的24.6%降至2015年的15.3%。由于制造业约占工业比重的70%，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出现了类似下降趋势，不免衍生出关于“后工业化”或“去工业化”的讨论（详见附图）。而在今年科技股指数表现“牛冠全球”的趋势下，制造业板块显然也并不是资本追逐的热门选择。但从长期来看，尽管制造业表面上“风光不再”，无论对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制造业并未离我们远去，其重要性甚至日益凸显：一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归根结底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回溯历史，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长期高于其他经济部门^[1]。我们的计算表明，在1995-2016年的二十年间，全球制造业就业人口年均占比仅为20.7%，但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高达31.6%（详见附图）。这表明，制造业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内生拉动最具效率。二是制造业竞争和创新的强度远胜于其他经济部门。拥有高度竞争力与创新力的制造业，一方面能让其产品价格增速相对整体通货膨胀更低，从而被更多人廉价享用；另一方面能通过不断的改进更新，将更多品类的商品推向市场，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从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的贡献中就可以得出，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过去20年中事实上相对稳定（详见附图）。

制造业更加“集中”，成为大国竞争没有硝烟的战场。从过去近四十年来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来看，“是否搭上制造业发展的列车”是经济能否腾飞的关键。尽管全球制造业名义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但从相对水平来看，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占GDP比重仍然较为稳定，中等收入经济体在本世纪以来制造业占比也持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尽管低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占比一直在上升，但仍显著低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在国别维度，全球经济总量排名前四的国家（美国、中国、日本、德国）也是排名前四的制造业大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自2010年起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中最重要的故事就是制造业的腾飞。同期，美、日、德三强的工业增加值占比也相对稳定，且均超过20%，意味着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更重要的是，全球制造业集中度在金融危机之后趋于上升，中、美、日、德四国的工业增加值之和已超过全球50%，而中、美两国的全球工业“双核”地位日益凸显，这也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动力角色高度相符。

消费升级助推制造业迈入良性循环。从终端来看，制造业发展与升级的根本推动在于需求的扩张和转型，需求侧的提振将助力制造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景气模式。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年之后，全球经济的协同复苏，尤其是消费的稳健增长对制造业而言异常重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全球50%以上的消费支出用于工业制成品^[2]。我们认为，消费模式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之间紧密关联，新时代的制造业将以新的消费需求为导向，并借此带动新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制造业的扩张、整合及升级也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产品价格，从而进一步刺激消费。在收入增长和家庭必需品预算占比下降的情况下，新的高端需求走向“大众化”不可避免，同时，需求大众化模式出现后也会进一步促进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并成长为新一轮制造业的主角。总结起来，经济复苏带动的消费升级将最终不断助推制造业进入需求“多元化”与需求“大众化”的良性循环（详见附图）。

智能制造驱动制造业模式发生重构。智能制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信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将带来制造业的模式重塑。从供给端来看，工业生产效率与模式亟待改进，而智能制造将是未来推动需求“多元化”与需求“大众化”之间更快转化的利器。消费品从小众市场进入到大众市场必然带来新的多元化需求，从而推动新产业和新产品的诞生，而把这些新产业转变为制造业主力军的关键在于技术革命的发生。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产业的生命周期被压缩，并呈现出交叠式的发展（详见附图）。尽管当前各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规划侧重有所不同（例如，如德国侧重物理网络系统CPS的应用和生产新业态，美国侧重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数据与信息的获取、建模、应用、分析，中国强调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等），但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都是制造业大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变革的主攻方向。特别是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爆发式发展，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甚至引领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理念，并对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产业形态带来深刻变革，为实体经济“增质”、“增效”。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几年对智能制造的提前布局，也反映了全球主要国家改变传统制造业存量竞争态势，力图在新的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上占据先机的共识。

制造业竞争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以需求侧为主导的刺激政策渐行渐远之际，全球都需要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主要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点投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先后提出了国家性的制造业或工业战略规划布局，其中的代表包括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科技工业联盟”、 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以及英国的“工业2050战略”等。过去四十年来，尽管“中国制造”在降低工业品相对价格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中高端制造业占比从2004年开始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作为制造业强国的代表，德国和日本的中高端制造业比重一直维持在高位甚至还持续提升（详见附图）。在技术革命的分水岭上，抓住需求侧机遇、深化供给侧改革将是大国角力的前沿。2016年起，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都进入新一轮产能利用率上升的周期，在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形成的大国全球制造业份额分布可能面临重新调整（详见附图）。面向未来，适应于全球市场需求的制造能力将成为新时代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高端制造业，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需求真正释放将是中国制造“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全球制造业模式变革前夜，借助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崛起，推动关键技术革命，以智能制造引导中国制造业走向新时代，将成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驱动，助力增长模式换挡真正实现。